《印度斯坦时报》网站9月18日文章，原题：印度如何弥合与中国之间的信任赤字  与中国建立可持续关系的关键要素之一，是采取更具适应性且务实的策略，这种策略基于文化亲善的外交，而非官僚协议。

在现代，印度对中国的叙事受到了西方对中国多方面扭曲描绘的影响。因此，印度的军事和外交部门对中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从而固化了对中国不信任的刻板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互的看法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中国人认为印度人过于专断且不可靠，这使得改变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变得十分困难。

了解中国治国方略及其谈判方式的某些特点至关重要。中国人往往更重视建立持久的关系，而非追求眼前利益，他们强调信任比正式合同的必要性更为重要。

印度必须认识到，中国复杂的社会不能简单归结为共产主义，因为其根源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之中，这些思想塑造了社会价值观和人际交往方式。因此，在谈判背景下，西方机构已经认识到，与中国打交道需要更细致入微的策略。在过去50年里，西方谈判者与中国建立灵活的关系，优先考虑合作而非冲突，以维护共同利益。

中国人重视为目标奋斗的过程，而非仅仅专注于实现目标本身。他们在外交努力中遵循“韬光养晦”的原则，以此凸显战略耐心的价值，以及等待最佳时机来增进自身利益的智慧。

印度为解决与中国的边境事务而努力建立可持续的合作框架，这一过程常常遭遇阻力。原因之一是印度一直强调危机管理，而非寻求解决方案。同样，旨在加强贸易关系的举措演变为一种交易性的客户-供应商关系，而非促进真正的互惠互利。在中国西部省份，如四川、云南、西藏和新疆，对印度产品的需求有可能上升。然而，要实现这一潜力，需要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而这离不开政策观点的转变。

虽然莫迪总理似乎渴望取得突破，但他那位具有情报工作背景的安全顾问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尽管如此，特别代表们的努力以及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这一制度框架，在缓解边境紧张局势方面正产生积极影响。（作者庞丘克·斯托布丹是印度德里政策小组资深研究员、曾任印度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王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