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每日电讯报》5月21日文章，原题：拜登签发了对全球化的死刑令  无论拜登对中国商品征收的最新一揽子关税有什么利弊，它们都预示着21世纪初以来的全球化的最终死亡。

欧盟宣称“战略自主”，着力在中美大国竞争之间走中间道路，但这条道路似乎越来越难以为继。事实上，推动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绝非易事。

如果说迄今为止全球贸易碎片化情况相对较轻，那么拜登的关税行动则表明，这种情况将变得更加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和她的同事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支持了这一结论。他们认为，根据冷战时期的经验，如果当前的紧张进一步恶化，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由于国际贸易有助于保持低通胀和促进创新，任何此类恶化都意味着全球通胀上升和生产率增长下降，这不利于本已陷入困境的世界经济。

上周末，我撰文谈到新关税对英国和欧洲汽车行业的影响。如果美国市场关闭，中国肯定想要向欧洲市场销售电动汽车。这可能会迫使欧洲采取保护措施。如果欧盟采取行动，中国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英国。不可避免的是，无论欧盟决定做什么，英国都将被迫加入。

一旦某个主要经济体设置壁垒，其他经济体就会被迫采取同样的行动，无论它们认为这样做是否明智——这正是保护主义扩散的方式。如果不是经济压力，政治压力也会使保护主义不可避免。

中美日益疏远在资本市场上也显而易见。由于预计美元会出现类似上世纪70年代的贬值，中国一直在减少其持有的美国国债，转而购买黄金。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持有的美债份额已降至过去的一小部分。

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终结。拜登的最新关税方案明显违反了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该条款阻止各国针对某个国家采取歧视性关税。然而，他却毫无顾忌地藐视这一条款，认为旧的规则已不再适用。

特朗普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拜登则提出支持“美国制造”的政策倡议，目的是增加对国内供应链的依赖，减少纳税人将钱花在外国商品上。到目前为止，效果并不显著。自金融危机以来，货物贸易占GDP的比例一直在41%到48%之间波动，没有出现断崖式下跌。

供应链的“近岸化”“友岸化”和“本土化”已成为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流行词。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进口只是转向与中国继续保持紧密供应链联系的低工资经济体，即所谓的“连接器”国家。

全面脱钩将难以实现。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的，当今全球贸易相互关联，供应链的多样化并不一定能增强抵御能力或降低战略依赖性。“连接器”国家可以像我们一样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大卫·奥托等学者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称，本世纪初美国对华贸易的激增使美国失去了约200万个工作岗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保护主义是解决办法，最近他们发现，特朗普时代的关税战“并没有为美国的中心地带提供经济帮助：对外国商品征收关税没有提高也没有降低美国受保护行业的就业率；报复性关税对就业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在农业领域；美国的补偿性农业补贴只能部分缓解这些损失”。

更普遍的观点是，通过征收关税，各国减少了竞争，提高了本国消费者的负担，使他们的境况更加糟糕，并招致报复行动，而报复行动可能会因出口减少而造成就业损失。

无论如何，保护性措施似乎在政治上比在经济上更有效。促使拜登挑起与中国新关税摩擦的经济因素或许值得讨论，但政治因素是无可争议的。（作者杰里米·沃纳，乔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