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战乱、社会治安可怕，这是22岁的中国女生茉茉对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的最初印象。她在这里的一家中国通讯企业工作近四个月了，从未单独外出，更谈不上在街上闲逛。如果必须外出，她就跟同事结伴，坐公司的车点到点；否则很可能被抢劫，或者被骚扰。

不过生活久了，非洲的另一幅面孔在向他们展开：不卷不内耗，生活舒适，简简单单的快乐。跟绝大多数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一样，茉茉和同事们住在当地富人区，是公司为他们租住的别墅。通勤和就餐都不是问题，公司有司机，有车队，有食堂，有来自中国的大厨。另有一些中国企业给员工租的别墅里配备了豪华的泳池、花园，甚至还有保姆。

图源｜茉茉

在非洲，跟茉茉一样的中国人有近15万，他们分散在中方同非方合作建设的20多个工业园里，这些工业园里的中国企业超过3500家。为了安全，很多在非洲的中国公司都会要求员工出入打报告。

“在非洲，你是少数人，你是外国人，你觉得你很特别”，五年前就到非洲做销售工作的中国人陈龙说。

中非之间活跃的贸易往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作为使用法语人数最多的洲，非洲一直都是法语专业毕业生最大的海外就业地。现在，越来越多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人“选择”被外派到非洲工作。

对许多在国内就业市场受挫的年轻人来说，非洲是退路也是出路，一个“更划算”的选择。

茉茉2022年7月毕业于广州一所985高校，管理类硕士。

她一直记得2022年12月7日，她临行去非洲工作的前一天。她的家乡广州还处于疫情风暴中心，因为核酸有效期过了半个小时，她被酒店拒绝入住；她又走到麦当劳门前，看见椅子都被掀起来了——城市里早已经禁止堂食。她最终只能找到一个公交站，在凳子上坐了一整夜。

那个晚上，她在心里想，去了非洲之后，也许自己会感染新冠病毒，也不知道下次再回国是什么时候了。但第二天刚落地刚果金，她就看到了国内放开的消息。

她此行是到一家在非洲的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工作。

图源｜茉茉

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高科技企业，比如华为、中兴、OPPO、大疆之类的，第二类是做基建的国企比如中建，第三类是做贸易的民企。茉茉所在的公司属于第三类。

很多人对非洲的印象是战乱和疾病。企业在招聘的时候也会担心这一点，会跟候选人反复沟通，确认他们真的了解这边的情况。

茉茉现在的工作就是给企业做招聘，本地员工和中国员工都招。她问了周围很多同事为什么会来到非洲，每个人都告诉她是因为这里能赚高薪。她详细了解过，外派非洲的薪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正常薪资，硕士每个月 1.5万到2万，这部分和国内同岗位的薪资区别不会太大；

另一部分更可观的，是海外补贴，企业会综合外派国家的各方面条件给予补贴，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地区靠近地中海和欧洲，在地理风貌和生活习惯上都跟那个“穷苦落后” 的非洲关系不大，南非等老牌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在非洲也不算太差，其次是西非国家，条件最为艰苦的则是中非的一些国家。通常，“你所去的国家越混乱，越危险，你能获得的补贴越高。”

图源｜茉茉

综合下来，应届生去非洲，起薪基本上是大陆同岗位薪资的2-3倍。再加上公司解决了大部分生活起居上的问题，娱乐和消费又很匮乏，许多外派非洲的员工将此视为一个绝佳的储蓄机会。许多法语专业生毕业之后会选择去非洲工作几年，为自己攒一笔留学资金，之后去往欧洲或者其他发达地区生活。

这颇有一种“挣快钱”的意味。事实上，年轻人很少考虑更长远的问题。外派去非洲，所签下的劳务合同一般都是三年起的，到期之后公司才会考虑允许员工回大陆工作，如果要提前回国，也许只有辞职这一条路。但据茉茉观察，许多应聘者早已经不再在乎这一点，“现在没有人会想长久跟一个公司绑定一起的，许多人想的是我能赚半年的钱就赚半年的钱，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图源｜茉茉

去年毕业于国内一所211院校法语专业的曾可依也来到非洲，在喀麦隆一家私营企业做销售。她原本打算考研，但考虑到家境，她还是选择先工作了。刚来的时候，她压力比较大，销售行业从头干起，每天下班回到宿舍还要再学习，每个周六上午都要上班。跟当地的客户打交道也不容易，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法语口音，这些跟以前在课堂上学到的不太一样。

在此之前，她对非洲没有任何想象。她到这里，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挣钱，“我和我同期的同学都想要一个物质保障，就等着在这里工作两三年，回去买一套房子”。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只想拼命储蓄，要把钱攥在手里才安心。

出国之前，张兰兰想到的非洲就是疟疾、贫穷、偶尔有暴乱。但一个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朋友有时会在朋友圈发一些当地图片，有海，有白色的房子，“我感觉建筑还挺美”。在国内一家电商企业工作四年后，张兰兰裸辞，一个月后收到了位于阿尔及利亚的一家中资企业的offer，负责翻译和采购。工资还过得去，吃住都不需要自己花钱，她发现到非洲很容易攒钱。这份工作最吸引她的一点是，上几个月的班就可以带薪休息一个月，假期公司还会支付回国的机票。

图源｜茉茉

那是一块遥远的土地，在去到非洲之前，每个人对那儿的印象都差不多：很热、大片的沙漠、发展落后、不安定、疟疾肆虐……也有一些人对这里有错误的预期，茉茉去了非洲才三个月，已经听到了不少八卦，有人一下飞机就吵着要回去的，也有来了一周就在谋划辞职的，也听说过回国之后换工作不顺利又重新回非洲的案例。

涌入非洲的背后，是国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就业市场。

茉茉来非洲的一部分原因是以前学校做课题的时候去过非洲，另一个原因跟就业大环境有关。

在研究生毕业之前，几乎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茉茉都在等待一份更好的offer。

图源｜茉茉

茉茉并不是那种心高气傲的求职者。她要求不高，只要平台还过得去，薪资也在合理范围，她都能接受。但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里拿到的所有工作机会里，她发现，竟然没有一份工作能比得上那份要将她外派去遥远的刚果金的工作。

去非洲远不是茉茉的首选。她先是经历了考编大潮。她记得，一个双一流高校在招聘网站上放出了一个行政岗位的工作机会，2000多人报名，出现在报考名单上的全是985、211高校，其中也不乏海外名校。她去考了几场，全部落选了。她的许多同学会选择保留自己的应届身份，再考一年。但她想到自己已经27岁了，在家里备考一年势必会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万一明年也考不上呢”。

紧接着，她把目光投向了民营企业。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她对企业的印象并不好，他们在还没进入社会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未来来面对什么，无非是加班、被压榨。上一份实习的时候，她亲眼见到整个公司的人几乎每天都是9点才下班，公司的前辈们已经习惯了要晚走这件事，但对还未进入职场的茉茉来说，她很难接受这就是以后的工作常态。

茉茉对企业和整个职场环境都没有信心还有一个原因。她知道自己找工作没有优势，性别是原罪。实习的时候，她一直待在HR岗位上，去招聘网站上筛选简历的时候，公司里会让她筛掉女性候选人的简历。那一刻，性别歧视由潜规则变成了赤裸裸的一道坎。

茉茉并非真的会陷入“毕业即失业”的境地：她并不会饿死，但也要接受，“你已经无法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了”。

她海投了许多工作机会。投出去的那些简历里，只有一半会收到回复。关于非洲的工作就是在这个阶段投出去的，她只花了两个月就拿到了offer。

曾可依也是在中国和非洲之间，选择了后者。尽管她早已经知道法语专业的毕业生日后最大的海外就业市场并不是法国，而是非洲，但她起初并没有真的想过这条路。她是应届生，临近本科毕业的时候，恍然发现自己大学四年里有三年的时间都在疫情和封校里度过，前几届的学长学姐们考过的那些证书，她一样都没有。春招、秋招，她更是一头雾水。

她起初还是在国内的就业市场里探索了一番。她去面试国企，但一直没有回音，后来将目光转向电商行业，整个人越来越迷茫，“我就想我真的热爱电商这个事业吗？还是在薪水也不是很合理的情况下。”最终，她决定接受那份来自非洲的offer，“几乎是在没有选择之下的选择”。

曾可依认为自己这一代是焦虑的一代。跟国内同学交流的时候，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大家的心理。当她从媒体上听到“寒气传递给每一个人”的时候，曾可依特别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因此她认为赚钱是最重要的。

不过，并没有一种生活是100%完美的。

图源｜曾可依

在非洲，医疗问题和安全问题都很棘手。陈龙2018年毕业，在非洲一家中资企业做互联网运营工作。他身边许多同事都经历过感染疟疾，体温像打摆子一样，一会儿36°，一会儿39°，人烧得迷迷糊糊。有一次，他的脚上长了个鸡眼，去了当地最好的一家医院，俄罗斯人开的，医生能提供的方案也只是开个药膏涂一下，于是他就一直忍着疼痛走路。这次回到非洲之前，他特意买了个手机链，平时出门都会将手机链死死绕在自己手上，这样就算抢劫也很难抢走。

曾可依时常怀疑，自己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吗？她在非洲没有任何的生活，在喀麦隆就有种寸草不生的感觉。有些习惯还是很难断开的，比如想喝奶茶和点外卖，但这些在非洲都做不到。她前段时间还把小红书卸载了，看着那上面的帖子，感觉这跟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来了非洲之后她也常常感觉跟国内的环境脱轨了，同龄人、朋友、家人都在中国，好像自己独自进入了另外一个人生轨迹。

第一次踏上非洲，张兰兰就被迫待了十一个月。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面临的只有天价机票和航线熔断。刚去不久的时候，她还经历了一段抑郁的日子。那阵子，她不怎么爱吃饭，端来的饭吃两口就不想再碰了，紧接着，她开始失眠，有时候也感觉胸闷气短。

图源｜曾可依

她去看了心理医生，一见到医生，她就开始哗哗流眼泪，医生问她，“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国家，我可以给你开个病例条，这也你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了。”

事实上，她也并不想回国。每种生活各有痛苦之处。留在非洲生活的好处是远离了老家亲戚的说教。她每一次回到老家山东，都要经历催婚，在他的家乡，考公和考编文化盛行，像她这样的，媒人连介绍对象都不愿意，“你总得先回国，找个稳定工作，我才好给你介绍人”。她快30岁了，但内心里其实根本不为婚育这件事焦虑：“但是其实我会觉得上大学之前的时间不是属于我自己的，都是在父母和老师的眼睛下活着，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时间是毕业以后能挣着钱了，那种时间才是属于自己自由的时间，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几年呢，让我这么快就结婚生小孩，我真的很难做到”。

她后来回头去看，那阵子抑郁也许是因为自己太久没有从工作的环境里抽离出来了。企业考虑到员工的人生安全，通常会限制员工的出行自由，出入园区需要请假报备。张兰兰所在的国企管理尤其严格。她所在的办公室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园区，而是一栋大楼，生活起居都在这栋楼里，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她都不能离开那栋大楼。

图源｜曾可依

在非洲那些日子，孤寂、痛苦、无聊都是常态，当初去到非洲的时候，包括张兰兰在内的许多人都想过一种能深度体验当地风土人情的生活。但事实上，这种美好的幻想并没有成真，大多数时候，中国同事们聚集在一起，出入有司机，活动地点也仅限几个商场和餐厅，在当地街道上自由行走自由交流的时刻少之又少。

不过非洲也有非洲的好。比如当地人热情，工作也不卷——之前她在国内的电商企业，前半年因为是新人，一直在学习，每天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那时候她加班业绩好，收入也好，付出和收获成正比，也还能接受。但是越往后，节奏就越来越不能自己掌控了，一直在加班，公司不断派新的活，没有一点喘息的空间。特别累的时候，她的肩颈特别疼，晚上睡不了觉，早上又会被疼醒——比起那份国内那份既螺丝钉又肩颈炎的工作，张兰兰在非洲的社畜生涯轻松得算是天堂。

出国之后，她陆陆续续听说国内几个同学被裁员的消息。她庆幸自己抓住时机出来了。

休息的时候，张兰兰常常去一片海滩——“要是交给我们中国人来开发，这里早就成旅游胜地了”。有时她和同事在海边走着，看见当地人牵着两匹马，一番交流后，对方同意让她骑着马拍照。她确信，这就是记忆里最快乐的时刻了。

度过了最初的恐惧期，陈龙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他发现非洲也有很多KTV，中餐厅，还找到了踢球和炸金花的中国人。后来他买了一辆车，经常从一个城市开往另一个城市，路上碰到刁难的警察，“就给一点钱解决，心态好了这都不是什么事”。

虽然身为外国人，陈龙感觉自己在这里“很特别”。况且工作不卷，住在公司配备的别墅里，有保姆有泳池。

“后来就慢慢习惯这种生活了，回不去了。”他说。